最近，確診尤文氏肉瘤的女留學生布布從英國返回上海治療，3月21日入境，從綠色通道進入病房隔離。但按照醫生初步診斷，病情惡化，下達病危通知書。礙于防疫政策的規定，布布沒有辦法得到治療，可能熬不過隔離期。目前，上海疾控部門已經將她的情況向上反映，希望從政策上有一個應對。
對防疫部門來說，讓醫生進入隔離病房治療癌癥病人，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，不僅牽扯到技術層面的——治療器械、場地、人員等特殊安排，更涉及到上海防疫的整體考量，畢竟在現有的局面下，社會面清零、消除病毒傳染隱患都是第一等的大事，具有排他性的優先地位，布布這個案例提出了一定挑戰。
很奇怪的是，在布布發布求助貼后，她收到相當多的嘲諷和責罵，認為她是想得到優待，“想插隊”，是在“搶醫療資源”。這些人之所以如此不近人情，一個主要原因仍是疫情初期，用“千里送病毒”來諷刺留學生歸國的思維，他們看不到布布所提出的問題其實挺重要，是防疫政策自我優化的機會。
受疫情影響，社區封鎖、乃至于城市慢下節奏，以幫助發現病毒的防疫模式已經普及，醫院實施了更加嚴格的防疫措施，從防止院感來說這是必要的。可也會隨之出現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，比如像癌癥病人這樣的危重病患，如何讓他們得到及時救治，布布的個案則把這樣的必要追問放到了最壞的情況去審視。
2022年3月14日凌晨，上海第六人民醫院陸續發現陽性感染者，出租車排隊等候，前來轉運部分出院患者。
正如媒體已經報道的那樣，在嚴厲的封閉管理下，癌癥病人出現了兩個亟需重視的新挑戰。一是在醫院環節，有些癌癥重癥病人因醫院封鎖而停止治療，但這些問題在經過輿論關注后，有了很好的銜接處理，醫生照樣可以動手術，而不是聽任病患苦熬疫情期，說明這一塊的醫療整合與應對，是可以有空間的。
對癌癥病人等重癥患者構成第二個挑戰的，是社區不讓出，或者給出很苛刻的放行條件。日前某地小區鬧出卡口人員與重癥病人家屬的沖突，前者竟要家屬拿出“待死證明”才能出去治病。雖然事后有社區工作人員回應媒體稱沖突家屬謊稱疾病，但是沖突本身也反映出，不光在醫院治療端，在社區放行這一個環節，依舊缺乏一個可供使用的防疫標準。癌癥等重癥病人的就醫需求，不僅需要醫院端解決進得去的問題，也需要社區端解決出得去的問題。
從改善防疫政策的角度看留學生布布的求助，就能發現她提出的問題是：隔離期的癌癥危急病人該怎么救治？這不只是關系到她本人能不能得到救助的問題，還關系到萬一病毒感染面擴大，波及到重癥群體，如何建立一套適應隔離狀態的治療方案？圓滿解決布布提出的問題，可以惠及更多人，是完善防疫預案的應有之意。
2022年3月1日，上海新增1例本土確診病例，瑞金醫院暫停總院門診部服務。
對醫生來說，并不存在救治布布，就會讓其他“普通人喪失治療機會”的問題，諸如此類的制造對立，除了顯得刻薄無情之外，看不出對優化防疫應對能力有任何和幫助，只是平白無故地散布惡意。從防疫趨勢看，早一點將癌癥或其他危重病人的隔離期救治納入統一規劃，可以避免事到臨頭的慌亂，降低疫情的附帶死亡。
當然，輿論場充滿各種聲音，除了毫無必要地嘲諷留學生布布，也有理性的聲音，看到布布的求助背后，實際上對政策改良是一個恰當的推動。如果能從個案出發，設計出普遍適用于危重病人治療的可操作性預案，讓醫護人員按照規范診治，比一概用拖字訣，讓危重病人自求多福要好得多。
總之，留學生布布發出網絡求助，既是她生命危急時刻最正常不過的反應，也是最高防疫決策部門將其納入考慮，優化疫情防控下改善醫院運轉、救治危重病人的恰當機會。對這樣的求助，只是冷嘲熱諷是很冷血的表現，因為決策者一旦受到啟發而改善政策，將會造福更多人，政策滿足的不是特權，而是公平之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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