戒網癮哥哥（我要戒網癮）

失控的可能性仍像陰云盤旋，每隔幾周他的心里還是會蠢蠢欲動，也害怕再對其他事物成癮。“據我所知，成癮者中沒有誰是完全被治愈的。”查理說。

三年前的夏天，兩條路擺在27歲的美國人查理·布瑞克(Charlie Bracke)面前。自殺，或者戒掉網癮。

查理是個讓人感到親切的大塊頭，有二百七十斤重。他善于和人交往但內心敏感。他總在人前露出笑容，同時經受了近十年抑郁癥的痛苦。每當生活出現危機，他就陷入游戲。最糟糕時，他連續九天每天玩16個小時。

2015年，兩次試圖憑借意志力戒除網癮失敗后，他計劃自殺。

實施自殺3個月前，查理的父母意外造訪他獨居的公寓。查理大吃一驚，他坐在電腦前玩游戲，沒有梳洗，滿地垃圾和披薩外賣盒。母親面露擔憂，“這比我們想象得嚴重多了，我們要怎么做來一起‘打敗’它？”

最后，父母選擇抵押房產，送查理去一家網癮戒除機構治療。他同意了。

三年過去，查理再沒碰過游戲。現在他有了一份工作，在大型連鎖超市做備貨員。凌晨4點他必須起床上班——以往這是他結束游戲的時間。他和幾個“病友”住在華盛頓一間公寓里，業余時間在當地一所大學讀會計學。去年他買了智能手機，還有交女朋友的打算。

兩三年里，查理接受了至少5家媒體的采訪。他被樹立為成功典型。但他說，失控的可能性仍像陰云盤旋，每隔幾周他的心里還是會蠢蠢欲動，也害怕再對其他事物成癮。有個“病友”幾年里治療了兩次。

“據我所知，成癮者中沒有誰是完全被治愈的。”查理說。

查理在網戒中心的樹林里。《衛報》拉斐爾·索爾迪 攝

自愿接受“治療”

十月的一個夜晚，查理只身一人，沿著對角線，從美國東南角的佛羅里達州飛到西北角的華盛頓州，在雷蒙德市中心以東14公里的森林里，找到幾間小木屋。

這是一家美國網癮戒除機構“重啟生活” (restart life)的中心。創立9年來，“重啟生活”已接收超過200個年輕人，年齡在18-30歲之間，其中只有7個是女孩。2017年他們也開始接收未成年人。

查理的父母已經為他支付了費用。第一階段500美元一天，第二階段6000美元一個月。查理前后花了近10萬美元，大約是美國人均年收入的兩倍。

穿越樹林掩映的鄉間泥路，中心的幾個伙伴和治療師正圍坐在篝火邊聊天，查理的不安被打消了，他說，這里的人都很友好，他感到舒服、安全。

但多數人剛來的時候都無法迅速融入。希萊爾·凱什(Hilaire Cash)是這里的三名創始人之一，是從業超過20年的執業心理治療師和這家機構的臨床主管。她說，這些年輕人大多會和父母一起來，剛來的時候顯得焦慮不安，甚至憤怒，拒人千里，有的青少年甚至會在幾天時間里都怒氣沖沖。一個男孩和父母交流的方式就是嘶吼。

在美國，幾乎所有州均立法，除了緊急情況等可強制送治外，成年公民不得被強制接受精神健康治療。在華盛頓等幾個州，對未成年人的強制送治也是不合法的。

自愿是主要原則。治療前，他們需要在文件上簽字，聲明自愿接受治療，并被告知相關法律權益。有少數人反抗，如果是成年人，他們會直接打包離開。希萊爾說，他們是自由的。如果是未成年人，機構的工作人員會跟著他們，如果他們決意離開，只能報警。

父母采取的手段是和孩子博弈——他們讓孩子自己選擇，如果戒除網癮，父母繼續經濟支持治療費和今后的學費等，如果放棄，他們將獨自討生活。

查理觀察到，越年輕的伙伴對治療的抗拒越強烈，戒除網癮需要更長的時間。有人會拒絕治療，拒絕出門，給父母打電話讓他們接走自己。“他們還在上學，經歷過最糟的事情不過是學業失敗，還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”，查理說。

從9歲到26歲，查理幾乎經歷了所有人生挫折。

幼年時，大四歲的哥哥欺凌查理，和朋友一起拿他取樂。9歲的查理唯一的辦法是玩游戲。

1997年，名叫《創世紀》的網絡游戲風靡一時。查理深陷其中。這是一款奇幻游戲，“里面沒有限制，可以做任何事情”，查理喜歡這種自由的感覺——在游戲中他是無所不能的。哥哥去上大學后，游戲在查理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變少了。

大二時，外祖母去世。為了逃避痛苦，他再度沉迷游戲。他在大三下半年輟學，同時被診斷為抑郁癥。

在希萊爾看來，這是很典型的情況——網癮者在上大學后狀況急劇惡化。她說，孩子在家庭生活的結構中，網癮問題不易顯現。

輟學后查理在披薩店打工，每天只做三件事，睡覺、工作、游戲。兩次試圖重返學校都失敗了。爾后的一次失戀讓他跌落谷底，加重了抑郁，藥物也起不到太大作用。他每天在家玩10-12小時游戲。為了戒斷網癮，他一度把電腦藏進儲物間。但一個月后，他找出電腦瘋狂地玩了一周，獎勵自己辛勤工作。公司開除了他。

這一次查理把電腦賣了。兩個月后，查理的哥哥一家要去旅行，請他照顧房子和狗。進入哥哥房子的瞬間他意識到，“他達到了所有我想成就的事情——有自己的家庭，有好的收入，而那時我已經兩年沒有約會”。

在哥哥家的9天，他每天玩游戲16個小時，“我不是想玩游戲，只是玩游戲讓我不會覺得自己很悲慘。我放棄了，確定自己是失敗者。”

他計劃在臥室的廁所里自殺，并在廁所門上貼一張紙條，請房東打電話給哥哥，過來領養他的狗，然后把自己的尸體埋在某處。自殺計劃在11月實行，那是外祖母的忌日。每年此時母親都很傷心。他想讓母親在一年里少傷心一次。

查理小時候和姐姐的合影

對網癮的認知尚淺

目前，網癮在美國還不是一種疾病，也沒有進入醫療保險。

醫學界已初步理解大腦中成癮的機制。在接收一定刺激后，例如吃東西、性愛，人體會分泌多巴胺，大腦中一定數量的接收器感知到多巴胺后，人會產生快樂的感覺。但過度刺激下，大腦為適應環境，一部分接收器撤回，由此，為了保持快樂的感覺，需要更大劑量的刺激來分泌更高濃度的多巴胺。希萊爾說，所有成癮機制都是如此——“過度刺激、接收器撤回、更大劑量的刺激”，陷于惡性循環。

但網癮是否是疾病仍處于爭議中。

“人類對大腦疾病的認知還很淺”，前武警廣東省總隊醫院青少年成癮治療中心主任何日輝說，無論是抑郁癥，還是成癮障礙，都是癥狀學診斷，不是病因學診斷。具體而言，醫生無法直觀了解患者大腦中發生多少變化，只能通過對癥狀的了解，判斷其是否患病。

何日輝舉例，他接手過一個病例，孩子經歷過校園暴力，引發創傷后應激障礙，演變為學習障礙，社交障礙，最后在家中沉迷游戲。何日輝說，從癥狀看，可以說他患有四五種疾病，但異病同源，最根本的病因是創傷。

希萊爾最早接觸的網癮案例在1994年，一個25年輕男人因為婚姻失敗、被公司辭退尋求心理咨詢。慢慢地希萊爾才意識到他的問題是來自沉迷一款叫“龍與地下城”的網絡游戲。她用6個月幫助他停止游戲，重拾音樂興趣。那時在美國還沒有“網癮”這個詞，她用的是傳統的心理治療方法，關鍵是，找準問題的核心是游戲。此后，希萊爾不斷遇到類似的案例。

美國史岱生大學心理學教授克里斯·弗格森（Chris Ferguson）告訴《后窗》，很難說網癮究竟是單獨的一種病，還是抑郁癥或焦慮癥的一種癥狀。

實務界和學術界仍未達成共識。2018年初，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新版國際疾病分類（ICD-11）把“游戲障礙”（gaming disorder）列入其中。所屬類別是“由成癮行為引發的障礙”，定義為對游戲長度、頻率的控制障礙、認為游戲的優先級高于生活中其他興趣活動，以及負面后果的持續升級。24名學者曾聯名對此進行公開辯論。

在美國精神健康醫學界，2013年美國精神病學會發布的最新版《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（第五版）》（DSM-5）更為權威。在這一版手冊中，首次把“賭博障礙”納入成癮障礙的疾病范疇，表示經過研究賭博障礙者跟物質成癮者有很多相似性。但手冊稱“網絡游戲障礙”還需進一步研究。

克里斯·弗格森說，因為爭議存在，目前美國尚沒有針對網癮的診療標準出臺。

但在實務界，合格的治療師憑借經驗和專業知識先行實踐。希萊爾強調，在確定是否成癮時，“負面后果”是下判斷的關鍵。例如失眠、學業失敗、與家庭朋友疏離等等。同時她表示，需要有經驗、有證照的人才能作出更科學的判斷。

查理一度認為玩游戲只是一種愛好。在“重啟生活”進行治療3個月后，他覺得自己生病了。最終說服他的是內心的一段對話。

“我到底是怎么了，為什么值得父母抵押房子為我治療？”

“如果我得的是癌癥，還會有這樣的想法嗎？”

“肯定不會。”

在小木屋的半年里，他幾乎與世隔絕。不能用手機，一個房間分享一個座機跟家人聯系。平時參與非電子的活動，做家務，郊游，定時接受心理治療。最多六個人一組，時刻保證有一個治療師陪著他們。他一周看一部電影，只能看動作片、喜劇片、紀錄片等。不能看電視。

查理認為，這里最大的幫助是讓他建立起健康的習慣，用其他東西替換游戲。他現在愛好健身、騎自行車、打高爾夫。有穩定的工作和學習，有朋友，必要時才使用電腦。

剛到小木屋時，由于無法接觸電子產品，大約兩周，他感覺和任何東西失去聯系，壓力很大，易怒、頭疼，睡眠總被激烈的夢境打斷。奇怪的是，他夢到的幾乎都是沉迷游戲前的日常生活——大學里的精彩派對，或是5年沒聊過的老朋友。

網戒中心森林深處的攀巖板。圖中為查理的室友馬歇爾。《衛報》拉斐爾·索爾迪 攝

治療的邊界

與世隔絕是戒除網癮的第一步。查理在那里住了50天。除了各種活動，每天會有集體治療，六人小組在專門的治療室內，在治療師引導下就某些主題談話。此外，每周他會跟私人心理治療師艾倫單獨聊一次。

戒斷、各種心理治療手段的結合是“重啟生活”的核心。

然后，他們會搬去市中心一座由“重啟生活”運營的公寓。公寓有自己的規則，例如要健康使用手機和電腦，違反規則就會被趕走。這時的治療重心放在如何恢復社交能力，如何設立并達成長期目標。一個月后查理找了一份最低保障的工作。治療之余，他去參加任何能找到的戒斷小組，如匿名戒酒會，在那里獲得他人的支持，并找到同類。

在美國，像他們這樣可以住宿的網癮治療機構只有兩家。更多的是一類被稱為重癥門診的（Intensive Outpatient Program，IOP）的機構。希萊爾知道有四家這樣的重癥門診專注網癮戒除。此外，另一種較常見的網癮戒除機構，叫荒野治療。一般4-6個人外加一個領隊和一個治療師，在野外住12-16周，斷絕科技設備。這不是為戒網癮設計的，但對它有效。

克里斯·弗格森說，由于病因不明，對網癮的治療并沒有公認最有效的方法。網癮治療處于魚龍混雜的狀態。風險是不可測的。他認為，如果有機構使用未經研究證實的手段治療，說不定還會對患者有消極影響。

在克里斯·弗格森看來，美國遇到的更大問題或許是騙局，一些機構利用家長的恐慌，采用不可靠的治療方法獲得暴利。

今年五月，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地方媒體報道，當地一名67歲的執照護士，因雇傭無證心理治療師為患者提供心理治療，面臨6年牢獄，和賠償醫保的15萬美金罰款。

此外，這一行業有自己的協會和自律規章。其中要求，機構需要有成文的行為管理指南。內容中需包括，患者的尊嚴和權利需被尊重；禁閉、限制等特殊治療手段需提前說明。

希萊爾說，即使在美國，這個行業同樣魚龍混雜，“壞的總是很壞”。就她所知，在某些野外治療項目中，有孩子因為缺乏監護意外死亡。但采取不人道或暴力的手段治療的案例她沒有聽過，“如果有他們會遇到法律上的大麻煩”。

她認為，這個行業在慢慢向良性發展——在腦科學進展緩慢的背景下，治療風險會不斷縮小。

經驗告訴她，無論治療方法是什么，最重要的是治療師和患者一定要建立溫暖和信任的關系。這會使治療更有效。

希萊爾聽說過中國采用電擊治療網癮。而查理是第一次聽說電擊療法，“這種手段會把我嚇死。我會繼續玩游戲，而且會繼續說更多謊。”

團體治療中使用的畫板。《衛報》拉斐爾·索爾迪 攝

成人進行時

希萊爾用“成人進行時”（adulting）這個詞形容有網癮的孩子。

她說，他們的問題，不只是沉迷游戲，而是沒有完全成熟。她注意到，很多孩子甚至沒有基本的生活技能，身體也不健康。因此治療最開始專注他們的身體健康，教給他們生活技能，做飯、整理床鋪。然后才是監管自己的能力、社會交流技能。“他們在家被慣壞了，經歷了不自然狀態的童年”，希萊爾說，家長沒有推動他們成長。

查理認為這很準確。他說自己那時處于不成熟的狀態，感覺自己還是個青少年。“我不想承擔很多同齡人的責任，只想玩游戲，我就不停地要那個”。像個欲求不滿的嬰兒。

父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希萊爾的團隊評估發現，家長過早地讓孩子接觸了電子設備。同時放任孩子，沒有有效設置使用邊界。

查理和父母沒有什么矛盾。他從小聰明過人，是個全優生，從有記憶開始就在玩游戲。他的爸爸曾經是飛行員，從80年代就喜歡用電腦，他覺得那是社會的未來趨勢。他很高興查理喜歡用電腦。“他們沒有看到消極的影響”。

這種問題在當下更為嚴峻。電子設備越來越早地出現在孩子生活中，無孔不入。同時由于父母都習慣了電子設備的存在，意識不到問題的存在。希萊爾說，如今常見的情況是父母中一人在科技公司工作，一人至少用電腦工作，回家后父母還在用電腦和手機工作，孩子則玩電腦。每個人在家都是被隔離的——親子關系變得疏離，互相不理解對方的需求。直到問題顯現，父母手足無措。

一年前，希萊爾遇到一個極端案例。一個16歲男孩沉迷游戲，因為母親試圖拿走他的電子設備，男孩試圖謀殺母親。另一次還把她推下樓梯。

有的家庭還會存在離異、家庭暴力等問題。

希萊爾認為應該讓家人參與到治療中。他們會通過視頻或電話接受每周一次的“父母指導”，連續六周。每六周來一次營地，參與課程和活動，帶孩子出去玩。同時他們被要求給孩子寫兩封信。一封包括網癮造成的經濟上的、情感上的傷害，還有對家庭關系的影響；另一封告訴孩子如何戒除網癮，父母將會繼續支持，否則就必須獨立生活。

查理和父親、哥哥在一起。攝于2015年12月，他已在“重啟生活”住了2個月。

查理的父母每周會給他打1-2個電話。在小木屋生活一個月后，查理收到了父母、哥哥、姐姐給他的信，他們告訴查理他在“患病”時的表現對他們造成的傷害，他們對他的憂慮和期待。這讓查理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傷害了和家人的關系。

和哥哥的關系也改善了。從小木屋出來后，臨近圣誕，查理和哥哥有過一次長談。意識到自己是查理成癮的始作俑者，哥哥為此感到很抱歉。但查理說，“我自己才是成癮的原因”。

查理至今不知道究竟是從哪天開始，他“康復”了。是在搬出小木屋后的某天，他突然意識到自己有一周沒有想到玩游戲了，或是突然發現一整夜睡得很香，白天也不覺得沮喪。“感覺更自由了”。

他一直有蓄胡子的打算。終于，三年過去，他蓄起濃密的絡腮胡。8月，他將要迎來第三十個生日。